刘萍是在39岁这年跟丈夫离婚的，丈夫出轨。其实丈夫出轨不止一次，第一次出轨是在她大概三十岁的时候，具体时间她不得而知。即使女人的直觉再强烈，她也无法精确到是哪一天开始，丈夫和自己做爱，心里想的是另外一个女人。

她是在拿丈夫每个月回家换洗的衣服时发现的，在她给丈夫买的那条深灰色裤子的兜里，最深的地方——如果不是她想抖落出裤兜里的烟丝——那张被揉碎的纸片也许就会被她当作是普通的线团。纸条在裤子里放了很久，沾有他修车时的油渍，上面只有一个电话号码，笔迹很轻。

“不像一个男人写字的习惯。”

“但也有可能是一个文弱的男人。”她的脑子很乱，仔细确认一遍，纸条上除了电话号码，没有任何被墨水涂过的痕迹。有两道折痕，虽然痕迹已经变得很浅，但她还是辨认出来。“没有一个男人将一张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折两道，塞到另一个男人的手里，或是塞进他的口袋里。”

刘萍一手搭着丈夫积累一个月没洗的衣服，一手攥着纸条，站在房间的门口，腿脚发软，顺势靠到门上。脑子里空空如洗。丈夫这个时候正在离家一公里的麻将馆里跟人打牌。这是他跑完一趟长途回来的习惯。回到家，第一件事是洗澡，第二件事就是去麻将馆打牌。有时甚至直接把第一件事省掉，这取决于他每次跑长途车挣的钱多少。

她最后还是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。洗完丈夫的衣服，倒掉最后一盆还算清澈的水，坐在客厅里的她无事可做，望着门口的拐枣树发呆。树的枝桠干枯，丰硕的果实挂在树上无人采摘。秋天的黄昏让她生出不少倦意，原本她应该走到太阳底下，将洗好的衣服晾起来，再回到房间睡一觉。到了天快黑时，出去再将衣服拿回来，准备做饭。如果碰到周末，她还会挤出一点时间去买菜，等他的儿子——也就是我回来。

可当天应该是周三或者周四，十一岁的我在镇上念初一，是一所升学率百分之八十的学校。刘萍将电话拨过去，对方接了，“喂，哪位？”她没有说话，不到十秒，她就将电话挂了。是一个轻柔的女声，她熟识那个声音。这一点，她从小就有天赋，哪怕是只见过一面的人，她都会记得。她认识她。

她跟我说起那个下午，已经是十多年以后的事情。我们当时正坐在漕阳镇的大排档吃烧烤，点了一桌的肉串，还有她特意强调的韭菜。可是她一口没吃，就喝了两杯啤酒。“我一点都不了解你爸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人，一点也不了解。”我也没吃桌上的东西，虽然我的确有些饿。“我还给你写了一封信，我当时是真想一走了之。”我猜她之后要说：当时你太小了，我走了，你该怎么办啊。

我打断了她，“我知道，我读过那封信。”她有些错愕，沉默起来，又喝了半杯酒。她不大会喝酒，也不经常喝，只有不开心的时候会喝点酒。四十三岁的她，化了淡妆，让旁人猜不出她的真实年龄。二十四岁的我，坐在她的对面，也让人猜不出年龄。我的后脑勺长满了白头发，初中开始就有了。她一直说是因为她和父亲的婚姻不合，让我在她刚想离婚的那段日子，开始长起了白头发。从长出第一根开始，就一发不可收拾。

她曾经跟我说过：“要长白头发也应该是我长啊，真是奇怪。”偏偏她没有，二十岁左右，她烫过一次头发，金色的，到现在她乌黑的头发里面还能找到几缕。

离婚以后，她反倒比以前显得更加年轻。我们刚入坐时，身材宽胖的烧烤店老板以一贯招待客人的口吻，朝我们喊：“你们姐弟俩吃辣吗？”站在老板旁边打下手的老板娘对她丈夫嗔怪道：“瞎喊什么，那个女人明显是男孩的妈妈。”女人的声音刻意压得很低，但还是被我们听到了。男人并不在意，在烤架上加了一把孜然，“呲”的一声，格外清脆。

“你今天去医院检查的结果怎么样？”虽然她没有长白头发，但她在离婚的第三年开始频繁出现胸口痛。胸口痛对于女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，原本让她们引以为傲的乳房，却成了她们最脆弱的地方。“医生说，有可能患有乳腺癌。”她拿起桌上的韭菜撕了一小块，嚼起来，就像在嚼刚才她说的那句话。

“你看过我写的那封信啊，我还以为是自己弄掉了。”她把目光停留在剩下的韭菜上，上面的孜然铺满一层，盖住了绿色。“我当时想，是不是你爸拿走了那封信，他在那之后给我买了一枚戒指。到后来我才知道，是那个女人不要的戒指，他带回来送给了我。”她盯着我的眼睛，示意我说点什么，又自顾自笑起来，“你们父子俩，性格还真是一模一样。”

我没有任何胃口，听到“癌”这个字眼的时候，我的胃口就坏掉了。虽然我想过她会在跟父亲离婚后，从此淡出我的生活，她也的确有一年时间与我的联系几乎断掉。是在她离婚的第二年，她只给我打过三通电话，三次都是问我：“你最近缺钱用吗，吃饭吃得饱吗？”每次都是用不同的手机号。

这次她回来，与我重新取得联系。我去车站接她，她看向我时眼睛没有焦点。挤在车站出口的接车司机们涌上前问